杨伟民：建议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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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建议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来源：大河财立方时间：2023-07-08 14:11:38

【大河财立方记者裴熔熔】7月8日，第九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正式开幕。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详细解析了“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一重点工作任务的背后逻辑与关键内核。

他认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而结合当前实际，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

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

(相关资料图)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杨伟民认为，这是一个针对性极强、很有前瞻性的重大方针。因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因为当前需求不足主要就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就是居民消费收缩。

“我国统计的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区分这两个消费非常重要。有时候看到消费扩大了，消费率提高了，并不是居民消费量增加了、消费率扩大了。”杨伟民说。

本世纪以来，国内总供给一直大于国内总需求，供需由进出口之差进行了弥补与平衡。这种格局有利的一面，就是只要有需求，中国经济不愁增长；而不利的一面，则是增长需要依赖外需，要面对过度依赖外需带来的不稳定性。

数据显示，2010—2020年，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有所降低，最终消费增加，“三驾马车”比此前更加协调，但更多的是依靠政府消费拉动。2000—2020年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下降了4.5个百分点；2010—2020年，政府消费比重提高1.1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下降1.14个百分点。

过去三年，受冲击更大的仍然是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格局重新回到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9%，2021年降到38%，2022年降到37%。2010—201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40.3%，过去三年又提高到了45%，提高了5个百分点。”杨伟民说。

究其原因，杨伟民认为存在多个方面，例如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位居居民消费第一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等。

建议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为此，杨伟民认为，我国既要继续建设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也要加快构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而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一是把民生大国、民生中国作为重要目标。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14亿消费者。“所以我觉得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阶段。”杨伟民说。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在不同时期我国实施过扩大内需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种宏观政策思路，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应有的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效果不佳，例如原来要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更多扩大了政府消费。因何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对滞后，难以使扩内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放大。

“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等。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杨伟民说。

三是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四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要争取解决1亿～2亿人的市民化问题，这样光是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问题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因此需要做两方面改革。”杨伟民认为，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

“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与户籍挂钩，多年实验证明，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因为害怕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所以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住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杨伟民说。

责编:王时丹 | 审校:陈筱娟 | 审核:李震 | 监制:万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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