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技术的社会建构

1. 第二章，我们专注于宏观理论化，探究工业运转世界中的巨大机器。第三章和第四章，考虑的是社会互动的空间。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考虑技术面和社会面如何汇流，形成一种社会技术秩序（sociotechnical order）

【资料图】

社会学重新发现了技术

1. 在将技术内容连接到社会脉络时，SCOT取径拒绝了先前研究的三个预设：①技术决定论；②孤独的天才发明家；③将研究区分为技术创造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技术成分（Bijker et al.，1987，p3）。SCOT也拒绝技术哲学对技术本质的强调，平奇与比克（Pinch and Bijker，1989，p19）批评了技术哲学，宣称它缺乏现实感，而且通常“令人失望”（Latour，2005，p93,217），比克（Bijker，2010，p63）认为SCOT关注的是技术的制作、使用和研究。SCOT接受了伯格（Petter Berger）与拉克曼（Thomas Luckmann）的论题（主观意义如何变成客观事实，以及行动如何成为事物，Berger and Luckmann，1967，p18），研究行动和意义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转变为事物的过程。

2. 除了社会建构，SCOT还受到三股其他知识传统影响：

（1）科技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society,STS）

STS在1970年代晚期获得体制内的位置，当时有关科学与计数值社会面向的课程出现在大学课表中。这些课程的授课对象大部分是科学家、工程师，但也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流行。它们促使技术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正当领域。

（2）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lol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SSK在1970年代晚期现身。结合了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以及知识社会学，其主导倡议者是布鲁尔（David Bloor，1976，p4-5）和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同时，他们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坚持对称性、对于真假问题保持中立，并且以完全相同的角度解释所有面向——似乎也可以同等适用于科学与技术的世界。对称性被视为“导引……‘社会建构论’研究的最重要论题”（Pinch，1986，p3）。伍尔加（Steve Woolgar）主张，科学与技术社会学的整个历史，可以解读成是这个观念（对称性）的延伸（引自Bijker，1993，p125）。比克还指出莫顿（Robert K.Merton）呼吁要堆成的对待科学和各种社会制度，布鲁尔则要求同等对待科学内容中，正确与错误的知识宣称，平奇（Trevor Pinch）与比克（Wiebe Bijker）倡议将技术内容纳入议题（同时考虑正常运作和失常的机器），行动网络理论家主张，科学与技术的建构也应该与社会的建构以相同角度，同时研究。

（3）技术史（Bijker，2010，p65）

在当代，技术的历史正在产生有一丝的新理论问题。SCOT形构的第一步，牵涉到将休斯的技术系统观念，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Bijker，2010，p66）。这确保了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下的技术性，还是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性的。它也将尺度从人造物的微观世界，延伸到生产、使用与管制人造物的中观及宏观世界。

比克（Bijker，1995a，p327）用“社会技术整体”（sociotechnical ensembles）这一概念来掌握上述尺度转变；休斯（Hughes，1969）的技术动量（technical momentum）这一概念旨在反驳基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而且是更加典型的哪种。如同路径依赖，技术动量描绘了有大量资本、技术和人员投入的系统的力量。一旦镶嵌落定，它们似乎就具有了难以抵挡的意志和能力。

3. STS、SSK以及技术史都强调厚描（thick description），而且有必要打开技术的“黑箱”（Pinch and Bijker，1989，p5）。黑箱化（balck boxing）一词来自模控学（cybernetics），而“箱子”的内容则无需置疑。只有输入和输出才算数。

有争议的技术

1. 在萌发阶段，SCOT可以解读为对抗技术决定论的一项反应。SCOT主张技术发展并非预先决定且线性的，而是偶然且多重方向的。既然技术没有内在逻辑，技术就无法解释自己（Bijker and Law，1992，p8）Bijker通过各式各样的个案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发明是塑造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relevant social groups）争议与协商的结果（Bijker，1987；Bijker，1992）。因此SCOT强调我们必须开始分析争议点，才能够了解技术发展。

2. SCOT不赞成最佳技术，或者，最有效率或最合乎理性的技术胜出的这类解释。它坚持“某个人造物的成功本身正是需要解释之事，要提出技术的社会学理论。它就应该是被解释项，而非解释项（Pinch and Bijker，1989，p24）”。为此，SCOT以偶然和冲突等观念，取代了不需质疑的发展、技术纯粹性及政治中立等观念。于是潜在的信息就是事物有可能是其他样貌（Law and Bijker，1992，p3）。技术没有完全的能动性，社会群体塑造了技术发展。

3. *SCOT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理论模型，可用于解释技术的变迁和稳固，以及解释行动者和结构。

4. 关注对称性（symmetry）这点，比克（Bijker，2010，p73）称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有助于扩大分析视野。这消除了社会和技术、失败和成功的技术，以及次要和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区别。

5. 比克等人使用“相关社会群体”这个概念，专注于这些群体如何理解这些人造物，以及面对的特定难题（Pinch and Bijker，1989，p37）。辨识这些群体是SCOT的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步（Bijker，2010，p68）辨识出他们，并将他们描述为相关社会群体，就提出了政治和权力的问题（Pinch and Bijker，1989，p34）

6. 于是，（对于SCOT来说）技术是通过相关社会群体的陈述来描述的，“某个相关社会群体赋予的意义，实际构成了人造物。”（Bijker，1995a，p77，强调为原文所加）。技术没有本质，只有群体赋予它的意义。不同群体对于技术会有不同观点；因此，技术具有诠释弹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最后，诠释弹性会减少，许多种解读会减少到一种。当技术达到了稳定化与封闭（closure）后，第二步就停止了。他们都是相同过程的一部分。稳定化是群体内部的符号学活动，牵涉的是意义的固定。封闭是群体之间的互动论活动，牵涉的是减少诠释弹性。

7. 【“封闭”的概念】SSK曾使用封闭来标示科学争议的终止，以及科学社群内部共识的出现（Bijker，1993，p121）。“封闭”对于柏格与拉克曼（Berger and Luckmann，1967）也是关键概念。他们以“社会”来标示任何特定的人类现象。人类活动在文化与历史上有许多变化。人类对于他们的环境展现出“世界开放性（world-openness）”（Berger and Luckmann，1967，p47）社会秩序是通过封闭世界的开放性而造就的。对于比克等人而言，封闭带来了技术性秩序。

8. 稳定化过程的第三步是以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框架在社会互动浮现之际而现身。比克（Bijker，1995a，p125）为技术框架的要素提供了一份暂时清单：

l 难题

l 解决难题的策略

l 执行的要求

l 理论

l 默会知识

l 测试程序

l 设计方法

l 使用者实作

l 典范人造物

技术框架将个人行动锚定于某个相关社会群体。

9. “技术框架”的概念受到了孔恩“典范”概念的影响，孔恩（Kuhn，1962）研究科学思想史，主张知识并非以线性渐进方式紧张，而是通过一连串改变场域的革命而开展的。他称这些为“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s）”。一个典范提供了问题框架、探究线索、研究方法、重要范围，以及最终是意义。比克（Bijker）修正了孔恩的研究，主张技术框架（不同于典范）不仅出现在认知领域，也包含了物质人造物，而且参与者可能会信奉一种以上的框架。

10. 比克（Bijker，1989，p182-4）主张某项技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可能有三种状态

l 首先，有一些情况是没有单一群体，也没有某个技术框架占有支配地位，行动者试图招募他人，接受他们的信条，经常是重新定义难题，以便可以回答那些尚未信奉者的疑问。由于缺乏共识，因而会有高度的技术变异，不同设计者提出他们各自的特殊解答；

l 其次，有两个或三个群体各拥有发展成熟的技术框架，竞逐支配地位。在这些情况下，技术框架以外的因素，将是修辞的力量，可能会是决定性的。拥护者对于未来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可行的技术替代方案，态度比较开放。

l 最后，在第三种情况里，有单一的群体，而其技术框架明显占优势。以孔恩的术语来说，这可以视为“常态技术”阶段。比克认为，在这种条件下，会有卷入技术框架程度高低不同的行动者。高卷入程度的行动者会非常留意功能性失败，但鉴于他们对于该技术的忠诚，他们的介入倾向于比较温和保守。卷入程度较低的行动者，则比较不会偏袒。

11. 这就引领我们来到了权力问题。比克（Bijker，1995a，p262）的权力定义，来自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权力是只挪用其他人的能动性（agency）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这个讨论脉络下，能动性是用来固定技术的意义。“权力是视为当然的存在范畴的明显秩序，而这些范畴是固定且再现于技术框架之中的。”（Bijker，1995a，p263）

12. *意义的这种固定被称为“符号权力”。同时运用技术框架来减少诠释弹性，则是称为“权力的微政治”。（Bijker，1995a，p263）

固定意义：单车的黑箱化

1. 单车（高轮车）的案例：财务门槛使得劳工和中产阶级无法接触这种技术。安全顾虑则令谨慎的骑士迟疑。道德标准阻止女人使用这些单车，着裙装的骑士与高耸鞍座的组合，是过度危险的提议。年轻男性骑士则提出了另一套论述。高轮车是男性气概的机器，是需要勇气和技巧才能掌控的运动设备。技术的这两种解读——男性气概机器和不安全机器——建构出两种不同的技术。爱好者习惯视为现代性象征（Bijker，1995a，p40）的现代单车故事，围绕着这两种意义，以及众多的制造者、使用者、非使用者展开。

2. 【单车的发展历程，有趣，故全文摘录，P188-190】

早期的单车经常称为脚踏车（velocipedes），使用了马车制造者的技巧。这些机器有木轮包上铸铁轮缘，以及弯曲的钢制车架。后来的设计采用管状车架、金属辐条，以及其他有利于制造业的零件。科芬翠机械公司（Coventry Machinists Company）成为主要制造商，但是竞争很激烈。工程师检视每一个零件，尝试改善之道。制造商也开始改变营销方法，以便扩大市场规模。年长的男性骑士和女性单车族，需要不一样的推销用语，以及不同的、彻底安全的机器。三轮单车被视为安全问题的解答。三轮车比较稳定，促成了更舒适的姿势，而且理论上比较不会发生撞车事件。这些奇怪装置比较能吸引年长者和女人；欧洲皇室和贵族也认为它们是更高级的机器。

制作无风险机器的努力持续不懈。世界各地制造出各种模型。安全法规的发展，增加了后轮的尺寸，骑士座位因而要重新安排。骑士不再高坐在前轮上方，而是位于两轮之间。这种作法减少了骑乘作必须承受的震动。这些改变也要付出代价。单车变得比较沉重，也更难掌控。新美学也没能获得高轮群体的支持。较小的后轮总是能凸显骑士的优越性。

这个时候，市场上有三种相互竞争的模型：普通单车、安全普通单车，以及三轮单车。实际上，三轮车并未解决安全问题。三轮单车制造出三条而非一条车辙，使它们更容易受到当时很明显的路面问题影响。煞车机制也不妥当。大部分单车骑士仰赖倒轮闸（back-pedalling）。意外发生时，骑士很容易卷入车轮。1883年，大部分意外纪录来自三轮单车，而非两轮单车（Bijkei; 1995a, p. 50）。三轮单车的极盛时期在1890年代告终。不过，作为更合适的一项消遣，它很明显地替女性单车族打开了出路。即使三轮单车出局，并且忽略安全普通单车，还是有诠释弾性存在。普通高轮单车被视为两种技术：不安全单车，被视为无效的机器，以及男性气概单车，被视为一种有效机器（Bijker, 1995a, p. 74）。这两种不同意义来自两个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体：想要有更安全单车的较年长男性和女性，以及置速度于一切之上的有钱年轻男子。

最后，男性气概机器输给了安全载具。安全普通单车有各种技术改进，象是将鞍座往后挪，安装在发生撞车时可以分离的把手，以及更换大小车轮的位置。这些都没能造成决定性的封闭。封闭是使用充气轮胎的“气压”（pneu）单车设计达成的。这同时促成了意义的固定（符号权力），以及将诠释弹性简化到单一人造物（权力的微政治）。充气胎相帔于实心胶轮，有两项优点：它们可以减少震动，而且提升了速度。起初，新轮胎遭到了嘲笑。它们看起来很可笑。但是，使用这些轮胎的单车骑士，不断在运动竞赛中获胜。他们的胜利广获宣传而为大众所知。很快的，认真的竞赛者绝对不会使用实心胶轮。公众也不再贬抑这些轮胎是次级品。依照比克（Bijker, 1995a, p. 84）的说法，民众和运动单车骑士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技术，也就是高速轮胎。这项新技术有效地重新定义了安全问题。虽然重新定义是一种重要的封闭机制，但比克（Bijker 1995a, p.86）也引导我们注意到修辞的封闭，也就是对于相反观点的辩驳。从安全倡议者的视角来看，高轮车就是危险。

曾经存在各种型态的脚踏车、两轮单车和三轮单车。有些有两个轮子，其他有三个，有些有不同大小的轮子，其他则有相同尺寸的车轮，有些配备实心车轮，有些拥有充气轮胎，有些装设了制动杆，有些设置了踏板。在某个时间点，你必须使用特定机器的称呼，象是爱丽儿款（the Ariel）、法斯勒款（the Facile）和非凡款（the Xtraordinary），来描述车架形状和运作齿轮。人们一度会提到吉尔梅（Guilmet）、罗森（Lawson）或是麦克米兰（Macmillan）的单车。到了1897年，我们认识的单车——充气胎、同尺寸的两轮，以链条驱动后轮，钻石型车架——已经存在。所谓的封闭，就是在绵延数十年的过程后，技术的诠释弹性被消除了。我们终于可以说，就是单车（thebicycle）了（Bijker，1993，p122）

对SCOT的批评

1. SCOT的优点：SCOT具有理论严谨、注重细节、着重具体案例，以及对于社会/技术二分保持合宜的怀疑论等好处。

2. SCOT的批评者

（1）克莱顿（Nick Clayton，2002）

质疑比克的现代单车叙述的历史正确度。再者，他也认为他们的诠释弹性、相关社会群体，以及封闭等概念立基于可疑的资料，主要是收集自通俗的描述。

（2）佩尔斯（Dick Pels，1996，p279）

赞扬SCOT对称性的民主精神，同时却也指出这会无限延伸。有多少社会群体是相关的？分析要在哪里停止？

（3）库尔（Michael Khoo，2005）

质疑了稳定与封闭作为概念和实作的有效性，因为技术显然处于无尽的演变状态。技术可能永远不会完备，它们可能在社会过程和社会脉络中持续建构。永远处于生成的状态。

其也关系SCOT的概念（包括相关社会群体）可能物化。也就是说，它们比较不是被当成理论指引，而是真实存在的实体，总是需要解释。他主张SCOT使用的封闭和相关社会群体，并没有基于发明和行动者这类观念的旧有论证。库尔偏好将技术发展视为互动且随时间而迸现的社会过程（这正是后人类主义思想家的主张）

“SCOT理论经常强调社会群体、社会过程与技术之间在时间上的复杂互动，但是迸现（emergent）取径则会避免将分析简化为一个社会结构与一个技术人造物，彼此锁定于辩证相拥的模型”（Khoo，2005，p284，单一加粗为原文所加）。

（4）温纳（Landgon Winner，1993b，p.377）

温纳认为“平奇与比克……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哲学与技术文献，没什么认识。这却没有阻止他们对此提出了专横的判断。”

在温纳的文章<打开黑箱却发现空无一物>（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他承认了SCOT的简单明了，即使是最奋力挣扎的研究生都能跟得上可能就是，但也针对SCOT提出了四项批评。

①第一项批评：SCOT焦点问题，SCOT感兴趣的是技术会变得如何，它们原来是什么模样，会往何处变化？这里对于起源和创新的关注，被视为受到了科学社会学的负面影响。SCOT对于稳定化的技术的社会后果沉默不语，从来没有讨论，当特定设计盛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②第二项批评：SCOT似乎提出了政治多元主义的创新模型，某些社会相关群体相互竞争，根据自身目的来塑造技术。比较好的技术创新模型，应该是要考虑到那些被边缘化且噤声的群体，他们必须生活在技术创新的后果底下。

温纳（Winner，1993b，p369）在这里的呼吁是，要广泛的理解社会结构，持续的系统性不平等模式，以及权力的运作。由于无权无势者遭到忽略，温纳相信SCOT在这种缺席的基础上提出了“内蕴保守主义”的分析，“观照有权有势者的需求和诡计，宛如这是唯一重要者”（Winner，1993b，p369）。

③第三项批评：SCOT聚焦于近旁的行动者和他们的意义框架，可能让更大的隐性力量脱落于图像之外。（第二章指出了马克思坚持阶级关系是现代社会的界定性特质；韦伯则强调工具理性的蔓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则认为应该是两者的结合）这便要求要考虑更广大的图像。

④第四项批评：温纳主张SCOT的方法论胜过了道德。没有沉思技术与人性的空间。SCOT研究者对于对称性的关注，意味了他们仍然是不可知论者。他们从来不会针对任何事情采取某个政治立场。相反，他们是坚决的骑墙派。既然他们并未挑战权势，那么它最终对于改变现状也没有尽任何一分力。

结论（全文）

在SCOT比较晚近的研究中，技术的定义以某种延伸而比较偏向于拉图尔（Latour，1988a），后者向来主张以“技术科学”（the science of techniques）作为更好的技术定义。早期的研究是以麦肯奇与威吉曼（Mackenzie and Wajcman, 1985,p.3）的方式来定义技术：作为人造物、活动与知识，后来的研究将城市、市场和人群等“事物”也当成技术（Aibarand Bijker, 1997; Pinch and Swedberg, 2008; Thompson, 2005）。比克认为SCOT的修正架构，也令我们得以解释技术的政治化性质，以及社会-政治的技术建构。技术是社会建构，社会是技术建构。诚如比克（Bijker, 1995b, p. 2 3 0 ）针对荷兰堤坝的看法，这些社会技术整体令一千万人得以生活在海平面下，并且从大海中取得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没有这种技术，就不会有低地国了”（Bijker, 1995b, p. 230 ）。SCOT在后来的具体呈现中，因而采纳了广泛的规范性与宏观政治议题。比克（Bijker; 2010, P73）猜想温纳可能将SCOT的方法论相对主义，误解为道德相对主义了。

SCOT演变的部分解释，可以归因于该理论应用到新的领域 ，以及对于所遭受批评的回应。两者会合的结果是，它逐渐变得很像ANT。一开始，SCOT专注于单一技术。现在 ，它提出有关社会状况的声明。比克（Bijker, 2010, p. 6 4 ）引导我们注意三项重大改变：分析型态、方法与宣称，以及提出的研究发问。第一项重点的改变，在于从特定技术转向了技术文化，第二项是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转向了社何与技术的共同生产，第三则是从特定人造物的政治，转向了现代技术科学社会的政治。合起来看，这些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了温纳（Winner,1993b）的批评。

SCOT采取了休斯以无缝网络（seamless web）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观念。这扩增了研究的尺度，考虑管制的环境与基础设施。社会技术整体（sociotechnical ensemble）成为后续的分析单位。使用这个词组是因为它比“系统”宽松，也有助于捕捉正在考察的，总是社会性且技术性（或是政治性且物质性）的东西。比 克（Bijker, 2010, p. 6 7 ）引述第一章提过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玤灾难的例子：这是技术的失败，组织的疏漏，还是缺乏资金？有可能三者皆是吗？这种理论化最后扩大成为有关文化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考，因而转向了技术文化。有一项这类研究是水管理技术的跨国比较，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系统与风险文化（Bijker, 2007）。荷兰的水坝和美国的防洪堤拥有相同功能，却是在完全不同的脉络下运作。荷兰的水管理是分散且高度民主的。它是由共识驱动，公民对于洪泛议题知之甚详，偏好采取工程作为，而且由于1953年导致超过1800人丧生的骇人暴潮事件，在集体记忆留下无法抹灭的印记，因而无法容忍觉察得到的风险。美国管理比较集中且阶层化，它的公民对于相关议题缺乏充足信息，偏好科学研究，而且采取海岸防护，可以防止“百年洪水”（Bijker, 2007, pp. 119-21）。

在这一点上，对于ANT的知识亏欠变得比较明显。非人类的能动性开始被严肃对待，技术的脉络和内容很重要，而且技术与社会不再分离。事实上，社会和技术现在被视为共同生产出来的。要测量技术的冲击，重点放在僵固性（obduracy）而非诠释弹性。这种僵硬展现于两种形式:封入（close-in）与排除（dose-out）的僵硬。前者适用于使用者强烈纳入技术框的状态。一个迈当的例子是大学生和他们的手机。后者适用于某人实质被排除在技术之外的状态。比克在这里提到的是标准化的电力供应。我们大部分人缺乏抗拒全国系统的技能：我们若非购买正确电厌的正确设备，就无法使用电力。于是，技术可以视为拥有政治力量（Bijker, 2007）。这种研究令我们脱离社会与技术决定论的双重陷阱。和ANT （Latour, 1991, p.129）的主张一样，社会与技术是同一现象的两个面向。这些研究也带入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也就是共变（co-evolution）或共同生产（co-production）（Bijkei; 2010,p. 7 1 ）。

在第六章，我们会探究这种影响的来源。

进阶读物（全文）

技术的社会建构学派的关键著作，是比克、休斯与平奇（W.E. Bijker,T.P. Hughes and T. Pinch （eds）, 1 9 8 7 ）的 《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Cambridge, MA: MIT Press;平装本1989）.这部著作也令技术研究在STS中搬上台面。罗与比克（Law and Bijker,1992）的论文集《塑造技术/ 营造社会》（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也值得参考。

比克（Bijker）最著名的著作是《单车、电木与灯泡：遇向社会技术变迁理论》（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o Theory of Socio-Tcchnical Clumcje）（1995, Cambridge, MA:MIT Press） 。

平奇（Trevor Pinch） 提供一篇很好的 SCOT导论 ，参见〈技术的社会建 构:一个回顾〉（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A Review），收于福 克斯（Robert Fox, 1996）《技术变迁 ：技术史的方法与主题》（Technological Change:Methods and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Amsterdam:Hanvood Academic Publishers） ,pp.17-36.《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43（2）（2002）收录了 SCOT的批评者克莱顿（Nick Clayton）及两位捍卫者比克 （Wiebe Bijker）与平奇（Trevor Pinch）之间的交锋。伊普森（Bruce Epperson）则提出了总结。

技术的社会建构的优点也在《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 mology） 19（2-3） （2005）的专刊中有场辩论，分析且更新了早期的素材。SCOT在知识上必须归功于技术的社会塑造研究。麦肯奇与威吉曼（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1985）编辑的论文集《技术的社会塑造》（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是技术研究的经典。这本书的序言是一篇探讨技术的社会塑造的导论，书内收录了卡温（Ruth Schwartz Cowan） 、休斯（Thomas P. Hughes）、布莱佛曼（Harry Braverman） 、诺布尔（David  Noble）、柯克本（Cynthia Cockburn）和卡尔多（Mary  Kaldor）等显赫人物的论文。麦肯奇（Donald Mackenzie,1996）的近作《认知机器》 （Knowing Machines）（Cambridge,MA:MIT Press）收集了一些他有关技术社会学的获奖论文。

SCOT的延伸，可参见克林与平奇（Ronald Kline and Trevor Pinch, 1996） 的论文〈使用者作为技术变迁的能动者：美国乡间汽车的社会建构〉（Users as Agen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 the Rural United States），） 《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37（4）: 763-95。如标题显示，技术的使用者在这里被视为一个相关社会群体。